伦理学研究(伦理学研究杂志)
伦理学研究，伦理学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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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迈入“ 不惑” 之境》
作者：樊浩
本文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文章摘要
改革开放40 年，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伴随它的时代迈入“不惑”之境？ 必须回应具有前沿意义的三大追问：“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 “伦理学”如何“有伦理”？“中国伦理”如何“是中国”？ “不惑”之境的要义，是以认同与被认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安身立命。“成哲学”“有伦理”是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中的“安身”，核心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中国”是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立命”，核心是中国气派。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现代伦理学面临“哲学认同”的危机，危机源于两大学术误读：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哲学气质的误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误读。现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回归“精神”的家园，透过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的建构而“成哲学”。“无伦理”是现代伦理学研究最明显也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惑”，“道德”的话语独白导致“无伦理的伦理学”，它根源于中国伦理学传统的断裂和康德主义的影响。“是中国”不仅是中国理论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问题意识，而且是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研究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天命；不仅关乎伦理学研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且关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自立。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完成三个学术推进：由概念诠释系统到伦理道德一体的问题意识的推进；由学术气派到学术使命的推进；由“礼义之邦”到“伦理学故乡”的推进。
文章结构
现代中国伦理学的“不惑”之境有两个维度：一是在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后不为各种思潮所左右，坚守文化本性的明心见性、返璞归真的学术觉悟；二是建立伦理学的中国体系、中国话语、中国气派的学术天命。作为学术共同体集体理性的生命成长，现代中国伦理学到底应当“不惑”于什么？ 要言之，“不惑”于伦理学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文明体系中的安身立命。
现代中国伦理学迈入“不惑”之境逻辑与历史地必须回答具有安身立命意义的三大追问：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 伦理学如何“有伦理”？ 中国伦理学如何“是中国”？ “成哲学”“有伦理”，是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中的“安身”；“是中国”是在文化传统和现实世界中的“立命”。三大“不惑”聚焦于一个主题：“身份认同”———“成哲学”是学科身份认同，“有伦理”是学术身份认同，“是中国”是文化身份认同。一句话，“不惑”之境的根本意义，就是以认同与被认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安身立命。
一、“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
无论伦理学界是否承认或是否已经达成某种集体自觉，都必须直面一个严峻事实：伦理学研究潜在学科认同危机。跨文化共识表明，伦理学在学科上属于哲学，无论话语、理论还是问题意识，都期待也必须进行哲学的研究。然而现代中国伦理学及其总体上缺乏哲学气质，至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相比，是哲学气质最为稀薄的学科之一。不可否认，伦理学研究面临认同与承认危机，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面临作为哲学分支的“合法化危机”。可以危言耸听地说，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必须为“哲学认同” “哲学承认”而努力。
哲学之为哲学，在学科方法和学术气质必须具备几个基本要素：对体系的追求；一套独特的概念和话语系统的形成；形上思辨与严密论证。现代伦理学研究中哲学稀缺的显著事实是关于伦理道德研究的哲学体系、话语体系以及形上思辨的未形成，“去哲学”倾向明显，出现“无哲学的伦理学”或“无哲学的道德哲学”，至少是哲学含量稀缺的道德哲学，伦理道德研究和伦理学理论缺乏形而上学基础。
伦理学研究的偏好往往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充当上帝”的规范宣断；二是所谓“应用伦理”。制定和宣断规范的合法性及其文化效力一直被责疑，为摆脱“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提出“商谈伦理”的理论，然而却陷入商谈难以周延的难题。然而即便规范的制定和宣断具有合法性，作为一种自觉理论和哲学体系，依然存在另外两个问题。其一，当今伦理学研究中所宣断或提倡的道德规范，大多出于问题意识，是“治病模式”驱动下的道德治理。其二，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尤其关于伦理道德的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宣断规范，而是对规范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所构成的价值体系与人的精神世界体系的论证与建构。可以说，道德规范只有获得哲学论证并成为一个价值体系与德性体系，才能由问题上升为价值，经验上升为理论。
现实与历史反思获得一种警示，伦理学研究当然肩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任务，但如果忽视文化传承和宏大高远的理论建构的使命，不仅是一种学术渎职，而且将难以摆脱重蹈历史覆辙的厄运。无疑，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具有意识形态的忠诚，也具有对于伦理道德的文化真诚，但如果缺乏哲学的热忱，缺乏哲学上的“反身而诚”，那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方面都将难以达到“乐莫大焉”的境界。
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哲学认同危机受四大因素影响：文化传统的裂变与误读；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片面的经世致用取向；学术共同体生成的历史背景。
伦理学的哲学认同危机在学术上源于两种“哲学误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哲学误读，二是对中国伦理学传统的哲学误读。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无疑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但有基础并不就是“有哲学”，更不表明有理论有体系，否则就可能再现如冯友兰所批评的“中国近古无哲学”的学术悲局。伦理学作为一个独特哲学学科，其存在价值和文化使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体现学科特色、文明使命的理论和体系，以引导社会生活，推进文化传承。对于传统的过度批判以及在改革开放中遭遇的严峻伦理道德挑战，使现代中国伦理学对自身传统产生诸多哲学误读，动摇了应有的学术自信，于是对诸多伦理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不仅缺乏哲学资源，甚至缺乏哲学兴趣和哲学能力。突出表现为两大学术意识的缺场：其一在问题意识方面，伦理学的一些基本哲学问题如伦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到底如何哲学地解决，是否应当倾注足够的哲学关切？ 其二在体系意识方面，现代中国伦理学、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到底是否需要建构一种哲学体系，需要何种哲学体系，这种体系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是什么？
两大具有哲学意义的学术意识的缺场直接根源于对传统伦理学的“去哲学”的误读：一方面对儒家伦理学的“无哲学”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伦理学传统缺乏整体性哲学把握的能力。对于伦理学传统的“去哲学”误读与对传统的整体把握的哲学能力的缺乏，部分原因源于西方思潮影响。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每个民族天生具有自我中心的倾向，但西方民族更强烈些。从古到今，一些西方哲学家如黑格尔等都以自己的哲学传统及其文化认同作为“普世哲学”，进而狭隘地得出“中国无哲学”的结论。
建构现代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期待何种哲学、何种哲学体系？ 要言之，期待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精神哲学和精神哲学体系。作为一个中国化的哲学概念，“精神”有两个理论参照，因而也潜在两个可能的理论创新：一是马克思的“物质”，一是西方哲学的“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精神”与“物质”相对应并为“物质”所决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它们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精神”是一个体现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概念，在现代话语体系中，它与西方哲学的“理性”相对应。无论如何，伦理道德“是精神”，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体系必须“有精神”，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研究必须回归“精神”的家园和精神哲学的体系。可以说，“理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话语，对中国哲学来说完全是个舶来品，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建构，“精神”与“理性”、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之间的哲学对话，不仅必要，而且急迫。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及其中国气派是什么？ 要言之，就是“伦—理—道—德—得”的体系。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之间的对话的基础上，现代伦理学期待一次理论体系的综合创新，综合创新的基本哲学资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合理内核，伦理道德发展的时代精神。首先必须扬弃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哲学的碎片化肢解，进行整体性和体系性的把握。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建构，伦理道德所建构的人的精神世界，伦理学的精神哲学体系，都期待一次“精神”的回归，这是一种对于人的精神家园的哲学回归，完成这一回归，伦理道德才有可能，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精神哲学和精神哲学体系才有可能。
二、伦理学如何“有伦理”？
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存在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吊诡：学科被称之为“伦理学”，然而几乎所有关于“伦理学”的诠释以及伦理学的理论体系，都将它定义为“研究道德问题的科学”。“伦理”在“伦理学”中的缺场，伦理学的学科理性中对于“伦理”的集体无意识，“无伦理”的伦理学盲区的形成和长期存在，是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在学术不彻底、不成熟的结果，背后隐藏着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哲学上的不自觉甚至学术混乱。概念混乱显然源于“伦理”与“道德”的精神哲学关系的不自觉。“伦理学”只以道德至少主要以道德为研究对象，只有在以下概念逻辑下才有可能：“伦理”与“道德”无区分或无需区分。
区分不只止于所谓伦理是客观的、社会的，道德是主观的、个体的。伦理的哲学本性是实体，但不是一般的实体，而是透过“精神”所建构的实体，家庭与民族、财富与公共权力、国家与世界，就是伦理实体的现实形态，这些形态因为体现伦理的本性所以被人的精神所认同和把握，从而具有伦理的合法性与现实性，成为伦理性的实体，因此黑格尔说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这种普遍的东西只有通过精神才能达到。伦理是个体性的“人”与实体性的“伦”的关系及其规律，要义是“安伦”，“伦”是人的共体，“理”是“伦”的规律，个体在其中安身立命，所谓“安伦尽份”。道德是人与道的关系，要义是“得道”，透过“德”的努力，将个体提升到“道”的高度，使个体性存在成为普遍性存在，达到永恒与不朽。质言之，伦理是家园，道德是回归家园之路，因而伦理之于道德具有基础性和现实性意义。“无伦理”使精神世界无家园，使道德世界无现实性，使现实世界无合理性，也使伦理学体系无基础，更使中国伦理学无话语或失话语。
“无伦理”之“惑”或“伦理盲区”不仅存在理论，更深刻地存在于伦理道德发展的现实中。在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中，“道德”成为主导话语甚至相当情况下成为话语独白，“伦理建设”“伦理发展”很少在话语和现实中出现，于是精神文明建设便缺乏足够的“伦理”自觉和“伦理”关切。
导致“无伦理”的学术根源很多，不仅与近现代转型中伦理传统的文化断裂有关，更直接地与康德主义的影响有关。康德哲学的最大缺陷诚如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是“在他的哲学中，各项实践原则完全限于道德这一概念，致使伦理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并且甚至把它公然取消，加以凌辱”。由于缺乏伦理的概念，在他的道德哲学体系中“绝对命令”成为“真空中飞翔的鸽子”。西方近现代道德哲学追求普遍有效的道德准和道德自由则，由于失去伦理具体性而陷入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现代中国伦理学接受了康德哲学，在西方学术资源上难以理解和接受黑格尔哲学，在理论体系上也失去伦理具体性和伦理总体性。走出“无伦理”的盲区，必须在回归中国传统的同时吸收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合理内核。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中，研究伦理学道德的学问被称为“伦理学”而不是“道德学”，也没像西方传统那样称为“道德哲学”，绝不只是简单的约定俗成，而是体现深刻的文化潜意识和学术认同，是伦理型文化密码的基因显现。中国文化之为“伦理型”文化而不是“道德型”文化，绝不是一般的话语偏好，而是凸显伦理之于道德的精神优先和哲学优先地位。当然，“伦理学”的认同并不排斥道德作为其研究对象，其要义在于，道德的个体至善与伦理的社会至善必须统一，社会公正与个体德性必须辩证互动，由此才能达到“至善”。于是便可以理解，在中国伦理学界聚讼已久的德性论与正义论之争，本质上是西方问题的移植，或者说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无论伦理道德发展还是伦理道德研究都必须遵循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哲学规律，“无伦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缺陷，而是体系失重和话语失衡；“无伦理的伦理学”是一种逻辑悖论，体系悖论，也必将并且已经导致重大的实践悖论，因而是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亟待超越的学术“惑”。这是一个基本而紧迫的学术任务，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伦理学”将难以自立，中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将无从建构。
三、“中国伦理学”如何“是中国”？
为此必须完成三个学术推进：由概念诠释系统到伦理道德一体的问题意识的推进；由学术气派到学术使命的推进；由“礼义之邦”到“伦理学故乡”的推进。
当今的伦理学研究已经不像以前被诟病的那样“言必称希腊”，但如何进行学术论证和学理建构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话语方式成为“是中国”的另一个问题。中国传统伦理学发展出了一套高度成熟的概念系统，在历史变迁中当然应当与时俱进，但不能不承认在与西方学术对话中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取向是对西方话语的直接使用，最典型的是以西方的“理性”话语僭越中国的“精神”话语，于是伦理道德便成为“实践理性”而不是“伦理精神”，这种简单照搬在理论和实践上直接导致“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的知行脱节。伦理句不是论证话语，而是体悟和认同话语，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的论证，而是人性深处的体悟认同。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西方哲学是“认知理性”，中国哲学是“良知理性”，这是两种传统，也是两套话语体系。认知理性诠释事实，良知理性诠释人生和生活。可解释的是事实，不可解释的是生活，中国伦理学的话语方式对现代伦理学具有独特的价值。
“是中国”的最重要的难题是中国问题意识。彭宇案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道德信用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信任问题，对道德信用问题的过度渲染，严重伤害了社会的伦理信任。于是，“伦理信任”而不只是“道德信用”，已经成为“中国问题”新的理论和实践前沿。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道德问题之所以难以得到彻底的理论解释和现实解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伦理”的缺场。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必须在回归中国传统、中国话语和中国问题意识中摆脱“西方依赖”。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意指中国是一个特别讲伦理有道德的民族，因为礼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伦理与道德的代名词，礼是伦理的实体，义是道德的象征。然而对伦理学工作者说，文化的自我认同停滞于这个层次还远远不够，必须在学术上往纵深推进两步。其一，“礼义之邦”不仅是对中国人伦理道德追求的肯定，还意味着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凸显伦理道德在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二，“礼义之邦”也不只是现实世界中的伦理道德的实然和当然，“礼义之邦”的造就，根本上是因为自古至今浸染于伦理道德的理论指引和文化养育，具有丰沛的伦理道德的理论供给，于是便可演绎出另一个结论：“礼义之邦”的中国是也必须是“伦理学故乡”。说中国是伦理学故乡，或“伦理学故乡在中国”并不是出于自我中心，也不是民族自大心态的死灰复燃，它出于历史尊重，也出于现实反思。
中西方学术对于世界的态度不同，可以说，在对其他民族文化和学术的理解接受方面，西方人更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说他们更封闭也不为过。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与西方有一定差距，这与长达一个多世纪对于传统尤其是对作为传统内核的伦理道德的过度激烈批判有关，也与现代中国伦理学的文化断裂以及伦理学研究的不足有关。然而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伦理学故乡”的认同与自觉，因为只有这种“四十而不惑”的学术自觉，才能建构学术自信。自觉自信的正果，最终催生一种学术使命感：现代中国伦理学，现代中国伦理学学人必须有一种学术担当和文明担当，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的伦理学故乡，否则便是一种学术渎职、文化渎职。
文献支撑
大佬写文章看文献没有太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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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和平，笔名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资深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
责任编辑
万旭
文章详情
本文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文章类别：伦理学
发文时间：2019-01-20
被引量：6
下载量：501
课题：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教育部十九大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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