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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河南开封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文物盗窃案。盗窃总价值高达6亿元,为建国之后文物失窃第一大案,也是继“蒙娜丽莎”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1992年9月18日,天空飘着丝丝细雨,位于河南开封包公湖畔的市博物馆,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
上午8时,工作人员小马和小崔像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上班,打算整理一下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准备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可是当她俩刚一打开门锁,走进展厅大门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展厅内的几个展柜就像遭遇到一场洗劫那样,到处是一片狼藉,再看展柜里面的文物,全都不翼而飞。
见此景象,两个姑娘花容失色,立即跑向领导汇报。
8时一刻,博物馆馆长拿起电话报警。
10分钟之后,开封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张天增、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太迅速赶往现场。
他们前脚刚到,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后脚也赶到了。
地级市的公安局局长在第一时间亲自赶赴案发现场,这种局面是不多见的,足以说明该案件的严重性。
尽管公安局局长武和平对被盗文物的价值心里多少有些思想准备,但亲眼看到博物馆方面提供的失窃文物清单时,还是让他大吃一惊:
被撬的8个展柜中,有69件珍贵文物失窃,有59件属于国家一级、二级文物。
其中有4件一级文物价值连城,它们分别是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年间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瓶。
这几件瓷器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举世无双,按当时市场估价,价值已经过亿。
而所有失窃文物的价值,按照当时的保守估计,在6亿元以上,如果放到现在,价值就更是不可估量,说它是世界第二文物盗窃案,真的是名副其实。
开封市对此案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9.18″特大文物盗窃案指挥部,由市政法委书记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坐镇指挥。
此案也引起了河南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从全省各地的公安系统抽调百余名侦查精英前去助战。
尽管罪犯胃口非常大,也非常狡猾,但反侦察意识毕竟还是不太到位,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在现场留下的物证、痕迹多达12种,共计109件。
勘查组都是警界精英,刑侦高手,他们通过对这些物证、痕迹的科技监测和精确分析之后,很快得出如下结论:
这起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被盗案,并不是本地人所为,而是一个流窜犯罪团伙。
根据现场痕迹,作案人员不低于两人。
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主要嫌犯有两名,一胖一瘦,胖的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约1.7米,身穿一双回力牌运动鞋;瘦的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约1.72米,身穿一双解放运动鞋。
由于当时还没有监控系统,仅靠这些破案线索还远远不够,于是专案小组开始向社会征集线索。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很快,线索就来了。
包公湖渔场工人小吴来到公安局向专案组反映:案发当日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老顾等三人绕着渔场巡查,在中坑南环路包府坑加油站北墙外,发现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那里。
90年代初,小轿车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他们不由得多看了一眼。
小吴还好奇地用强手电照了照车牌,吐着舌头说:“厉害了,还挂着空军的牌照出来风流。”
因为前几天他们在晚上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一对恋人在小轿车里玩暧昧。
而博物馆职工李姑娘提供的线索同样一起专案组的重视,她回忆说,文物失窃之前,有两个看上去神神秘秘的来客曾经3次光顾博物馆。
这两位都是年轻人,都住在东京大饭店,其中一个30多岁西装革履,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武汉大学教授,来开封参加一个研讨会。
9月1日下午,这个大学教授初次光顾,他独自一人在”明清宫廷用品展”展柜前驻足很久,饶有兴致。
9月3日下午,”大学教授”第二次出现,这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一个比他个子略矮一点,比他年轻几岁的男子。
9月17日上午,案发前一天,”教授”再次出现,还带了一个同伴,也是一个青年男子,再次参观了”明清宫廷用品展”。
工作人员之所以会记得如此清楚,那是因为当时人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无论是旅游还是参观的人都比现在少很多。如果放到现在,一个参观者肯定不会给服务员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也为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公安干警立即让人像专家根据服务员小李的记忆,对罪犯进行摹拟画像。
同时专案组马上跟有关部门进行查证,当时开封根本没有召开过教授所称的什么“研讨会”。
如此一来,警方就有了初步的侦查目标,他们立即对半个多月来,全市数百家宾馆、酒店和旅店的入住人员信息进行逐一排查。
这一查不要紧,他们果然发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9月2日,有4名可疑男子到东京大饭店住宿,直到9月7日才离开。
登记信息如下:李军,男,28岁。唐国强,男,32岁。陈纳德,男,32岁。3人为同一个单位,即武汉铁路分局(另一人没有登记)。
而这个东京大饭店,就在开封博物馆斜对面,距离很近,只有200米左右。
如果这一行4人是来作案的话,登记信息肯定不实,那个年代虽然已经有了身份证,但住宾馆并非强制出示身份证。
专案组随即与武汉铁路分局联系,不出所料,该单位根本没这3个人。
这时候,另一路公安干警对那辆出现在现场附近的桑塔纳汽车的调查也在进行中。
调查发现,8月5号郑州金桥宾馆有一辆桑塔纳轿车被盗,被盗的轿车也是白色的,汽车的主人是开封机电公司驻郑办事处负责人傅焕成。
据傅焕成讲,他因为想买新车,就想把这辆开了几年的桑塔纳汽车给卖了。7月29号,突然有自称是武汉军分区的人跟他联系说要买车。当天下午,3个自称是广州宏达电子公司的青年登门拜访,他们来的时候驾驶着一辆红色夏利轿车,挂着军车牌照。
根据宾馆登记的信息,三位青年的名字分别是林沙、李军、陈纳德。三位青年谈好了价钱之后进行试车,试驾了几十分钟。
但是试驾之后,又以车况不好为由,再次砍价,傅焕成看他们似乎没有诚意,就没有再谈,三人就悻悻离开了。
没想到,几天之后,那辆桑塔纳汽车就不见了踪影。
案情研讨会上,大家根据掌握的线索进行了讨论、分析,初步得出结论:郑、汴两地出现的林、李、陈、唐四个神秘的武汉人应该是一伙人,那辆桑塔纳汽车与文物被盗案有很大关联。
这时候,专案组也拿到了嫌疑人的摹拟画像,让博物馆服务员小李和轿车主人进行了辨认。
小李和傅焕成看到画像,不约而同地说:陈纳德,就是所谓的”大学教授”。
由于当时没有完善的监控系统,桑塔纳轿车就成为唯一的查找方向,找到了汽车,就等于接近了罪犯。
那时候全国的汽车保有量还不是那么多,一共只有几百万辆,而且汽车发放牌照也不是现如今那么规范,那年头偷盗汽车伪造信息过户的事情屡见不鲜。
因此,想要找到那辆白色桑塔纳汽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漫无目的找车,跟大海捞针差不多。
但是,车是人开的,如果找人跟找车结合,难度就大大降低。因为跟车有关联的人是武汉的,找车最好从武汉着手。
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精明的刑侦人员把侦查重点对准了武汉。为了尽快破案,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亲自出马,率领一支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前往江城武汉。
干警经过侦查后惊奇地发现,与盗窃案有关的三个单位,铁路分局、军分区和武汉大学竟然相距不远。
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武汉大学就在距此不远的珞珈山麓。
“陈纳德”一伙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说自己是”省军区的”,在开封博物馆”出现时以”武大教授”自称,酒店登记信息又是铁路分局的。
武和平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查,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经过近半月的拉网式排查,侦查范围逐渐缩小,大网越收越紧。
这时候,时间已经进入11月,距案发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11月20日,武和平召开会议,布置了下一步的侦查方案:汽车是流动的,我们的侦查人员不能被动守株待兔,要走上街头,寻找那辆桑塔纳汽车。
于是,专案组的干警,身穿便装穿梭在武汉的大家小巷,等着与桑塔纳邂逅。
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1日上午10时,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王伟在鄱阳街与南京路十字路口漫步时,眼前突然一亮,一辆白色桑塔纳从跟前驶过,车牌”K43-1008″,正是出现在郑州的那辆红色夏利的牌照。
王伟随即拦下一辆出租车,向牌照为”K43-1008″的白色桑塔纳汽车追去。
出租车紧追不舍,直到那辆车在武汉海关大门外北侧停下,出租车也随即停下。
这时候,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人走进海关大院。
王伟掏出相机拍照后,赶紧找机会向侦破小组汇报情况。可是当侦破小组的张天增支队长等人赶来时,两人已经登上白色桑塔纳绝尘而去。
大家对王伟拍下的照片进行辨认,确定车上的司机就是出现在开封和郑州的“唐国强”。
武和平判断,当时车上的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不会逃遁,所以他建议继续张网,等待罪犯。
当晚,武汉市公安局出动3000多名干警,在全市主要路口布控,为罪犯撒下天罗地网。
下午3时许,那辆”K43-1008″终于出现在武昌区小东门,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将那辆白色桑塔纳轿车扣留,并且以违章为名,扣留了司机的驾照。
根据驾照上的信息,专案组得知,司机名叫刘进,家住武汉民主路458号,车上还有一个女士,是刘的妻子艾某。
经过进一步查找白色桑塔纳轿车的发动机号,确定这辆车就是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那辆桑塔纳。
专案组的人此刻的心情有喜有忧,喜的是离罪犯越来越近,忧的是罪犯被打草惊蛇,会不会藏匿逃跑?
所幸的是,罪犯太淡定了,根本就没有将车辆被扣跟文物盗窃联系在一起,只是简单地认为是一起违章,或者是失主报案,公安机关在追查车辆盗窃。
于是,罪犯刘某不但没有藏匿,而且还让朋友杨长明到交警那里打听消息。
12月3号下午6时,正在打听的杨长明被武昌交通大队和汉阳分局的民警抓获。
杨长明进了公安局之后一言不发,打算死耗到底。
但是狐狸再狡猾,也难不住好猎人,有预审专家之称的武和平,还是撬开了他的嘴。
12月5日凌晨,杨长明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将自己的作案经过和盘托出。
杨长明交代,自己和内弟刘农军(化名陈纳德)、刘进(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国强)、李军四人经过踩点,在9月18号晚上撬开盗开封博物馆展厅大门,从里面盗窃了几十件文物。
1992年9月20号,他接到内弟刘进(化名林沙)、刘农军(化名陈纳德)等人的电话,让他准备一些纸箱,说是有一批货需要包装,还让他准备空房子备用。
当晚,杨长明见到了刘农军,当时还有2人在场,一个叫彭坚,是武汉某监狱民警,一个叫汪义强,他是彭坚的姨夫,经营着一家精品店。
刘农军直言不讳地对杨长明说,需要包装的都是文物,说出去是要杀头的。
那些文物一共有12箱,有9箱被彭坚带走,刘农军和李军各带走1箱,剩下两箱,杨长明放到了父亲家。
12月6日晚,公安机关对梅岩村44号杨长明的家依法进行了搜查,在那里搜出了5件文物,包括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全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文物。
12月6号,武汉市公安局在其家中将彭坚抓获。
可是,让公安干警感到沮丧的是,早在10月12号,彭坚和汪义强伙同彭国礼将这些文物从王家墩机场,送上4031号飞机,运向广东佛山机场。
形势非常严峻,罪犯随时都会将文物走私到海外,一旦那样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12月10号,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在逃的嫌疑人刘进、刘龙军、汪义强进行通缉。
看到通缉令,南逃广州的汪义强惶惶不可终日,终于返回武汉投案自首,并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刘农军、刘进在广州的活动情况。
汪义强自首是个好事,对破案帮助很大,但同时也是个坏事,如果被刘进他们察觉,就会加快他们销赃的步骤。
时不我待,武和平决定挥师南下,尽快抓捕案犯。
迫于压力,罪犯在12月下旬主动跟广州市公安局联系,愿意将55件文物交出去,但罪犯自己拒绝露面。
12月23号0点55分,这些文物分别被送到了广州市公安局各处派出所。
文物失而复得,对参与”9.18行动”的干警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这么多天的心血没有白费。但是大家并没有忘乎所以,因为还有4名主犯没有落网,决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因此,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战斗拉开帷幕。
1993年1月9日,刘农军在青岛一家旅社现身,打算整容后逃往境外,指挥部派得知消息,立即开始追踪。
当日傍晚,刘农军在青岛落网,他和妻子已经拿到去委内瑞拉的假护照,打算从香港飞往伦敦,然后转道前往目的地。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曾经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时,因偷盗被开除,之后破罐破摔,开始从事文物走私犯罪活动,与港、澳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保持合作。
为了更好地盗取文物非法牟利,他潜心钻研业务,全面掌握文物知识,并且学习犯罪心理学,积累反侦察经验,在黑道上有“第一军师”之称。
刘农军的作案座右铭是:不动则已,动就万无一失。
根据刘农军的交代,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先后在吉林和广东将另外三名罪犯抓获。
至此,918特大文物盗窃案告破。
根据罪犯交代,1992年6月,刘农军把目光瞄准了古都开封。
为了顺利盗窃文物,他们先在广州一地下停车场偷了一辆红色夏利车,之后又将驻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夏利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就曾经两次来带到开封,在那里待了一周,多次到博物馆侦查,制定了作案计划。
刘农军指使手下在福建购买了与开封博物馆同样类型的报警器,偷偷进行了多次试验,找到了破解报警器的高科技手段。
为了万无一失,刘农军甚至做了最坏打算,假设作案当晚就被警方发现。那样的话,自己的夏利肯定跑不过警车。
怎么办?于是又盗走了那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做备用。
在到开封之前,刘农军又收听了中长期天气预报,避开了下雨天,这样就不会留下更多痕迹。
1992年9月17日,天气晴好,刘农军、刘进等四人带着撬杠等作案工具驱车前往开封,实施盗窃活动。
正像文章开头交代过的那样,在此之前,刘农军等人就进行了三次踩点,对周围情况仔细观察,做到了如指掌。
1992年9月17日上午,刘农军带着部下来到博物馆,再次进行踩点,对博物馆内文物摆放位置、进出通道和报警器的位置进行了确认。
9月18日凌晨5时左右,刘进开车来到博物馆北面的围墙外接应,刘农军等三人翻墙进去,顺利将文物盗走,一一放置在轿车后备厢后,逃离现场。
9月18日早晨,四人驱车来到了河南与湖北交界处,丢弃了作案工具,向武汉行驶。
刘农军自以为自己技高一筹,作案精心策划,万无一失,可是没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栽到警方手里。
尽管如此,主犯刘农军还是非常狂妄,目空一切。即使身陷囹圄也不认输,觉得是同伙连累了自己,才让自己被捕的。
在被捕之后,他多次要求与武和平局长见面。
见面之后,他依旧自我感觉良好:“武局长,恕我直言,如果是我一个人作案,你们抓不到我的。”
武和平轻蔑地笑着说:“你确实非常聪明,但是你忘了一句古话,叫邪不压正。”
一年后,918文物盗窃案主犯被绳之以法,四名主犯分别被判处死刑。
1994年,武和平以警察身份出演电视连续剧《九一八大案纪实》,剧中的其他演员也基本上都是事件的当事人。
1994年底,武和平被调入公安部宣传局工作。
2012年4月末,公安部宣传局局长、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正式退休,离开了新闻发言人岗位,全身心投入刑侦题材的文学写作。
长篇小说《血案疑踪》、《预备警官》、《污点》、《掩盖》 等都出自他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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