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实证方法是什么)

尹汉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

摘 要：涉及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经济理论，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其研究方法应该是一个体系。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是抽象的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唯物史观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实用理性”“历史理性”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也比较容易与唯物史观的方法对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方法体系

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蒙克莱田在1615年《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定义为不同于家庭或庄园经济的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关于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经济理论和知识体系，都应该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中的分支发展经济学自然也是政治经济学。为了加以区别，我们把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写作《资本论》四十年岁月形成的理论成果，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苏联开始，把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命题。

以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提出新的理论命题，运用新的研究范式，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路径。然而，构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或者创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应用。新的理论命题是否成立，新的分析框架是否具有科学性，关键看运用的方法是否具备科学性。

在一些经济学同行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抽象的方法，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于是乎，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往往在产品切入还是在所有制切入上进行讨论，而借鉴西方经济学，往往在实证分析上下功夫。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很难简单地用抽象法来概括，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不仅仅是实证的方法，或者主要不是实证的方法，抑或有起更重要作用的思维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依次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什么；二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思维前提是什么；三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哪些。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观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体系。第一个层次是根本方法，那就是唯物史观。第二个层次涉及技术线路，主要是抽象的方法，包括由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到具体。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当中做了明确的说明。他说：“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他从具体的商品到商品的一般，由商品的一般和劳动的一般，再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由此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层次涉及一些具体方法，包括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实证与规范的方法等，但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是唯物史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在晚年曾经说到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他在《评阿·瓦格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他们“甚至没有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之所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1.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来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到了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他说：“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是《资本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资本论》出版发行比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在时间上要晚，其中《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马克思身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几乎从1843年开始，断断续续地直到他逝世的1883年。在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一直是他探索领域中的一对密不可分的孪生姐妹。他的兴趣时而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时而又从政治经济学转回哲学。但从总体上讲，他是在确立了唯物史观之后，才慎重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作出判断的，或者把他的判断公开发表出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在1920年4月出版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中说：“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底历史观，起初稍有系统的，便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更有一定的公式的，便是1859年著述的《经济学评判》一部书的序文（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引者注）”。“《资本》（指《资本论》——引者注）虽然通体以他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三卷之中，随处有历史观底光闪出，却并没有将历史观特别提出，系统地说述过的。”靳辉明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话，那么马克思写于1847年上半年的《哲学的贫困》，运用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2.从马克思研究的样本选择来看

马克思说：“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为什么把英国作为样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得更明确。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3.从马克思研究的思路调整来看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之前的宏大的经济学写作计划。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设想了“五篇结构”：（1）社会生产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

1858年马克思又提出“六册计划”：（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 中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从1861年到1863年，马克思写了一部篇幅很长的经济学手稿，约200个印张。这部手稿涵盖了《资本论》的所有内容。1862年，马克思调整了原先的写作计划，正式确定书名为《资本论》，把原来的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改作副标题，已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成为《资本论》的绪论性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计划把《资本论》分为四卷，第一卷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是资本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卷是理论史。马克思研究思路的调整，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体现：一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指马克思为他当时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总的导言——引者注）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仔细想来”的新思路就是唯物史观的思路。二是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这样的顺序开展研究，从商品这个细胞的解剖出发，进而从商品的一般到劳动的一般，从剩余劳动再到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这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也符合认识论的基本规律。

4.从马克思研究的技术线路来看

技术线路是理工科包括软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概念。通常是指研究者要达到研究目标，准备采取的技术手段、具体步骤及解决关键性问题的方法等在内的研究途径，强调具有操作性。引入技术线路的概念，有利于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体系当中的不同层次。笔者认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方法，是一种技术线路。在市场上，商品林林总总，很具体、很生动。但研究商品的一般，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就是抽象，即由具体到抽象。从商品到商品的生产过程，再到商品的流通过程，最后到商品生产的总过程，这是由抽象到具体。抽象不是凭空想象，是来源于具体，依据于具体；运用抽象方法，也不是在概念上打圈圈，而是依据具体并回归到具体。笔者认为，抽象的目的在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显然，这不是像黑格尔和普鲁东那样的抽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他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最后成为头脑中纯粹的意识和“意向”，并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这样就把存在和意识关系颠倒了。

既然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那么我们需要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有深刻认识。

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科学性的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规律；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也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发端于1843年。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直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至1846年5月），1847年上半年所写的《哲学的贫困》以及《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2月），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一新的世界观形成过程的主要成果。在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得到了完整表达，并予以丰富地运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唯物史观的创立和运用，具有标志性意义。斯诺的《西行漫记》所记录的毛泽东自述特别能够说明问题，他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在这三本书中，第一本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所说的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后来，马克思在伦敦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发。马克思在晚年书信中，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的科学论断，科学地阐明了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在《资本论》中也有表达，他说：“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涵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涵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不仅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解读，还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涵，比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社会合力论等。

马克思唯物史观最初形成的动因是经济问题，唯物史观的形成、表达、丰富和完善，既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联系，同时始终与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而是既要理解其中的决定论，又要理解其中的辩证法。要理解动态的时空条件、内外因素，理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反作用，有时候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理解社会合力。要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理解由此引起的不同的变革形式。

二、样本思维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

毫无疑问，对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内容，包括一些分析工具，我们要借鉴运用，但对其反映学术立场的思维前提，则要加以分析和鉴别。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格局中，有三个样板和标杆：一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二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是最好的经济状态；三是作若干假设前提下的实证分析，才是主流经济学的专业水平。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只有私有制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后发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只能按英美的路子走。同时，在西方经济学者和中国某些经济学者看来，经济学不应该有国别，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不了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不能接受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这一类选题的文章，也很难在最重要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是基本要求，博士论文中没有数学模型，不能通过。

1.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发展中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轨，必须全盘私有化

“休克疗法”这个医学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他在担任玻利维亚经济顾问时，针对该国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了迅速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决定大刀阔斧地进行深刻改革，任命年仅35岁的盖达尔为政府代总理。盖达尔在萨克斯的指导下，在俄罗斯开始了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改革的重头戏是加速推进私有化。盖达尔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倒塌。为了加速私有化，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向国民无偿赠送国有资产，将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总值的1/3，约1.5万亿卢布分给俄罗斯国民，刚好当时俄罗斯的人口是1.5亿人，一人1万卢布。这使原有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没有打算长期经营，都着眼于尽快转手盈利。这样企业不断地动荡，无法正常经营，职工拿不到股息，也不能参与管理，由此引发经济全面下滑。1994年初盖达尔被迫辞职，叶利钦也被迫在1996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的改革。曾在莫斯科度过近20年记者生涯的意大利人朱利叶托·基耶萨对此评论道：“是因为俄罗斯的民主派改革家们不顾俄罗斯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丢掉了俄罗斯精神，照搬照抄在西方也有争论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东西，结果使俄罗斯陷入了今天这样的灾难性地步。”

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做了结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爆发也在不断地加以证明，“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资本主义，成绩单也不好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天主教教皇最近有一篇讲话也做了评论。2020年10月4日，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发表了题为《众位弟兄》的通谕。他批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广泛的不平等，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他认为新自由主义领导下的全球化使人们成为邻居，但并没有让人成为兄弟，这种全球化利用局部冲突，漠视共同利益，它统一了世界，却分裂了人与国家。教皇说市场本身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我们多么被要求相信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但他总是用相同的涓滴理论来作为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如今我们看到涓滴理论并不能解决不平等现象，我们必须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与促进有利于生产多样性和商业创造力的经济，并从根本上遏制快速获利的金融投机造成的破坏。

2.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必须照着英美的模式来

这个说法在实践中，自然也是行不通的。虽然，无论是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早期都要经历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但是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情况有很多的不同。为此，武汉大学教授谭崇台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跨期比较。他选择了五个发达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比较了发展历程、发展要素、发展模式，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相异性远远超出了相似性。很显然，英国的工业化，对内是靠圈地运动，对外是靠殖民掠夺。美国在发展初期，国土面积快速扩充，客观上为美国19世纪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美国靠什么扩大国土面积呢？第一是侵占印第安人的居住地，第二是以武力为后盾强买外国的殖民地，第三是直接以战争掠夺他国领土。美国独立时（1776年），国土面积只有90万平方公里。到了1876年，国土面积达到了930万平方公里。这显然是后发国家无法模仿的。就政府作用而言，英国在产业革命初期，也重视政府的作用，只是到产业革命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才主张自由放任的。德国、美国、日本在工业化初期，都主张政府干预，都实行贸易保护。谭崇台先生还在跨期比较中说：“当今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微观经济政策，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

在西方经济学不同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基本上是英美籍或者在英美工作的。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分支，即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也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发展经济学一定程度地受到了当时成为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但发展经济学仍然是将发达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的。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走向衰落。衰落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凯恩斯主义备受争议，一大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又开始兴奋起来，有条件和有兴趣以英美经济为样本，进行精致研究；二是尽管发展经济学仍然是西方学者以英美为样本进行研究的，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还是偏离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正宗；三是发展经济学仍然坚持样本思维，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不怎么对路子。

3.西方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是最理想的经济状态

自由放任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西方的经济学者都崇尚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马歇尔的经济学维持了自由放任的传统。后来的学者虽然也对马歇尔的理论进行过重大修改和补充，但主要是技术性的。20世纪30年代的修改补充有三次。第一次修改是1933年，张伯伦和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在马歇尔的经济学中，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垄断只是例外。而张伯伦和罗宾逊提出了要注意影响市场完全竞争的因素，但他们并没有否认自由放任的市场是最好的经济状态。第二次修改体现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比如需求不足时。但凯恩斯同时认为，政府进行周期性干预，市场仍然可以回到理想状态。第三次修改体现在希克斯于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中，用序数效用论取代了基数效用论。这一修改维护了原来的需求曲线，也维护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完美，解决了马歇尔经济学的两大问题：一是消费倾向很难精确计算；二是因为效用递减，把增加的收入给穷人，更有利于扩大需求。

美国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以来，坚决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他所说的可能是指奥地利学派，大概是从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算起。

奥地利学派自认为是彻底的市场主义者，实际上应该是极端市场主义者。他们认为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是政府限制利率的市场化，在明知投资过热的情况下，仍然要维持低利率，这样就给企业家发出错误的信号，使企业家保持乐观和投资热情。他们所奉行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理论，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可以通过市场清算的办法来加以解决。甚至有一些极端的说法是，可以不要政府，可以不要中央银行。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人的先验知识起支配作用，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物质价值可以计算，主观感受没有办法精确地计算，是典型的“心物二元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有过“科玄论战”，有一种观点是“心物二元论”）。奥地利学派关于危机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他们关于经济过热通过市场清算来解决的观点，西方很多学者担心很难付诸实施，社会没有相应的承受能力。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动荡，本身就比较大，现在如此之大的经济体，完全依靠市场清算的办法来解决商业周期的问题，社会将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从现在的情况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难以回应现实问题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当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了伦敦经济学院，女王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危机的到来？过了8个月之后，2009年7月，英国的经济学教授给女王作了回复，回复称2009年6月，英国社会科学院就此举办了一次论坛。信中提出的结论性建议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探讨如何让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及英格兰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管理局的雇员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共享的大局观能力，让您再也无需问这个问题”。2009年8月，英国又有几位经济学教授给英国女王致信，更多地揭露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他们认为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举例说，科斯、弗里德曼、里昂惕夫都抱怨经济学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已经脱离了真实世界。

4.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做若干假设前提下的实证研究才是经济学的专业水平

西方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是从经济实务出发的，到后来慢慢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即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的实证研究。

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贸易差额说的主要倡导者托马斯·曼，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商人家庭，1615年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来又担任政府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1621年他出版了《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答对这项贸易常见的各种反对意见》一书，1630年，他把该书改写为《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马克思说，该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作为‘某种入门牌号’，那末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

重商主义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重视经济实务的倾向。重商主义者基本政策主张是希望政府高度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受培根和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说：“我进行这种工作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我不采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语进行思辨式的议论，相反地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即用数字、重量、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诉诸人们的感觉的议论，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个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

古典经济学以后的经济学，基本的方法是样板思维前提下的实证分析（有一种说法，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成熟经济背景下的精致研究）。其中，多次再版的《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当一种思想写进这种书籍（指教材——引者注）中以后，不管它是多么不正确，它几乎会变为不朽的。”他承认，撰写《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这些教材，甚至包括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作（虽然比较重视经济实务，但也开了所谓“实证分析”的先河），都注重实证分析，实证分析都有假设前提，比如完全竞争、充分就业、完全信息等，然后用数学方法形成模型公式。对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进行过分析。他说，他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马克思还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摘要中，写有评注：“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

许成钢在《经济学理论的贫困》一文中介绍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弗里德曼说，只要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够被证伪，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的。他在讨论这个论点时，以物理学的无摩擦假设作为例子，说明这个似乎违反常识的物理假设，并不影响可证伪的物理学的结论。许成钢首先认为，无摩擦的理想实验只是伽利略的工作假设，并不是建立牛顿体系的基础。物理学理论体系建立的起点或者基本假设，都是某些最基本的没有争议（当然也可能是暂时没有争议）的物理现象或猜想，或者叫公理或原理。

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对假定前提条件下的实证分析也有不同看法。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也批判了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实证主义，他认为用模型公式说明问题，是科学的滥用和数学的滥用。他说，奥地利学派可以基于人的行为，用逻辑推导的方式就可以得出结论。

因此，设定前提下的实证分析，作为分析工具，可能有时有必要，但是过分夸大它的作用，甚至认为只有做这种模型，才是主流经济学的专业水平，肯定有失偏颇。而且设定的前提不能是不现实的，不能是一种“原始状态”。在市场经济知识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往往模型还会给人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感觉，而假设的前提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正好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问题。进一步说，有些设定前提下的数量模型研究，表面上看是“实证”的，实际上是超现实的、虚幻的。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1+X

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运用哪些方法呢？显然仅仅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样板思维，进行所谓的实证分析，难以说明中国的经济现象，更难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如果坚持这样做，形成的理论成果，也不是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只能是在中国的某一个西方经济学学派的研究成果。

由于时代条件所限，马克思没有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1920年，列宁在读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时写下了批注。在总体肯定的同时，对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不需要政治经济学、否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进行了批评。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列宁说：“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 （ v+m ） 和Ⅱc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1929年，苏联公开发表了列宁的批注，引起了关于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1940年，苏共中央要求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1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11月苏共中央为此书组织几十次讨论会，而且斯大林要求教科书“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针对讨论中的问题，斯大林写了有关经济问题的意见和三封信，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社会主义矛盾的内涵等。在此之后，大概在1954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出版。1959年11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同志号召学习的版本是第三版下册（1959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还要求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60年1月4日，毛泽东同志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时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仅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受到怀疑，而且，实际上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一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中国有较大影响，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特别是不适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

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如果说研究方法是一个体系的话，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唯物史观，这是第一个层次，是管总的方法。第二个层次就是技术线路，即历史叙述和分析的方法、问题导向的方法和总结的方法。历史叙述与分析的方法，主要是进行历程研究，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的问题。问题导向的方法，主要是进行专题研究，同样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的问题。总结的方法，不完全等同于归纳的方法，是将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之中（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对程思远说，我是靠总结吃饭的）。总结具有主体性，注重客观事实和理性思考，总结涵盖研究的全过程。历程研究中要有总结，专题研究中要有总结，综合起来形成判断和结论，也需要总结，在总结中，要运用动态思维、系统思维、关联思维和比较思维。第三个层次涉及一些具体的方法和具体的分析工具，比如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实证与抽象的方法、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等，以及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分析工具。

1.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涉及未来社会的市场问题，甚至他们预测未来社会不需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后来的《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认为未来社会是消灭私有制，由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是协作的，并且按协议分配全部产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了“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说到了“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使用“劳动凭证”计量劳动量和参加分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结论也有例外，马克思对俄罗斯农村公社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革命前途问题有过深刻论述。马克思在晚年还深刻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刚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一方面为了保护新生政权，另一方面出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考虑，曾经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战争结束后，社会生产水平明显低于战前，战时共产主义难以继续坚持下去。列宁说：“我们……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1年3月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新经济政策仅仅实行了一年时间，国家经济就迅速恢复起来，经济社会运转出现了空前的生机与活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才站稳脚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新经济政策包括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包括将国家所有作为生产资料公有或共同所有的组织形式，包括允许私有经济和自由贸易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包括对外开放、允许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租赁苏联的国有企业等等。列宁在病重期间，对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新经济政策实施到1929年，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斯大林作出了重大调整，逐渐形成了以两种公有制形式、指令性计划、按劳分配为主要内容的苏联模式。这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深远影响。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存在着利益差别，需要商品货币关系，需要市场交换。

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的认识，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刻地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两位领导人对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认识，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源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与突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实践，也是探索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崭新实践。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思路，然后逐步深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思路前后，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后，先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治理，又有了新的认识。十九届四中全会就中国当代制度文明，讲了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讲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讲了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的新型举国体制。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做了比较完整的描述：“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而且还强调“重视预期管理，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还把共同富裕作为远景目标列入其中：“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最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新的社会形态不需要商品货币关系到东方社会的例外；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苏联模式；从毛泽东同志的看商品生产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到邓小平同志的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制度优势，完善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这是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实践过程的生动体现。这也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规律性认识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思考和总结，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叫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还是用别的理论命题，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2.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容易与中国人的思维特性相对接

西方的知识界往往把希腊雅典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极力推崇希腊雅典的思辨思维传统。在中国的思想史学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思维传统是实用理性，比如李泽厚教授。也有学者，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教授认为，客观上存在理性思维结构，西方以逻辑思维理性为主体，中国以历史思维理性为主体。

2017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善若在北京大学开讲座，讲《中国政治文化与文本分析方法》，她也认为中国的思维传统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她举了先秦经典《大学》的例子，也举了领袖的文稿，即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确实，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有一段论述能够说明问题。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在这段论述中，士兵很满意和俘虏兵精神得到了解放，说的“是什么”，即实行民主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怎么做”的结论是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如果按照西方的思辨思维或者逻辑思维，用数字坐标，甚至是模型来分析，那么首先要设计长官的态度指数、士兵的情绪指数，以及官兵的收入差距指数；然后再分析长官的态度指数、官兵的收入差距指数，如何决定士兵的情绪指数。这样分析，一方面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另一方面是忽略了军队的性质，忽略了士兵的阶级立场。

在中国传统的思维理性结构中，历史思维理性、伦理思维理性、实用思维理性，在共同发挥作用。历史思维理性，包括历史叙述和分析的理性、历史判断的理性、历史地看问题的理性、历史镜鉴的理性。在历史思维理性中，并不是没有逻辑思维理性，比如常与变、成与败、得与失。在伦理思维理性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性和秩序理性。伦理思维理性中也有逻辑思维理性，比如理和礼的重要性。实用思维理性，主要是注重现实和管用，用结果和效果来支撑逻辑思维。伦理思维理性、实用思维理性，都是历史的、动态的。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是比较容易与唯物史观对接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编号：18@ZH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于《新文科教育研究》创刊号2021年第1期；因篇幅限制，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刊物原文为准。

来源： 新文科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