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华侨历史研究(华人华侨历史研究是C刊吗)
华人华侨历史研究，华人华侨历史研究是C刊吗
记者 师文静
黄万华教授
著名学者、山东大学文学院黄万华教授的80万字专著《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下编)于近期出版，这是其“三史”研究的最后“一史”。至此，黄教授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兼及澳门)”“海外华文文学史”组成的“三史”整体性研究，覆盖了学术界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近日，黄万华教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畅谈研究“三史”背后的学术脉络、心路历程、作家作品，以及研究路上的妙闻趣事等，与读者分享学术研究的多个侧面。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下编)
黄万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对中华文化强韧生命力充满兴趣
记者：您之前研究出版有《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等专著，请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是一部怎样的专著？它在您的学术脉络上占据什么样位置？
黄万华：那是我近十余年力图完成的“三史”中的最后“一史”。原先我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开设“20世纪汉语文学史”，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地的汉语文学，这是中华民族现当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重要特征。2013年后，我在大二、大三年级(山大威海校区中文系)连续性开设“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兼及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史”，简称“三史”。“三史”覆盖了学术界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其所处世界性背景相同，民族性命运相连，地域性文学课题相遇中对话，中华民族现当代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华文文学和包括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内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关系等，得以浮现。而“三史”以文学史课程方式展开，思考当下与历史语境对话。于是产生了独力写“三史”的想法，相继出版了《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百年香港文学史》和这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做抗战时期文学研究时开始高校教学中的文学研究。当时受到极大震撼的，是在中华民族最艰难时期，文学维系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并以其丰富的文学性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赢得世界赞誉，恰如林语堂当年在美国说的，那是筑在中国人心里的长城，任何入侵者都无法跨越它。尽管那时做抗战时期文学，包括沦陷区文学研究，受到很大压力，但这一研究决定了我后来四十年的兴趣。记得1993年遇到台湾学者、散文家郑明俐，她问我：“你为什么要做台湾文学研究？”我说，最初吸引我的，是台湾日据半个世纪，政治环境险恶，甚至中文被禁，文学始终深深扎根于母体文化和台湾土地。后来进入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当然有研究领域自然拓展的因素，但也都有探寻各种困境中(香港文学生存于商业经济对文化压力的困境中，海外华文文学生存于居住国强势文化压力的困境中)中华民族文化强韧生命力的兴趣。这算是我的一种“学术脉络”吧。
记者：《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分上编《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和下编《百年海外华文文学论》。这样分，用意是什么？此书全面涵盖了您多年对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成果吗？
黄万华：与台湾、港澳文学相比，海外华文文学时空更广大。据不完全统计，超过5千万的华人华侨生活在116个国家，而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清。我做的研究相当有限，但面对的新问题不少，就采用了史、论并重的体例。这和研究课题设计也有关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招标中有“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当时从多家申报者中选了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和山东大学等组成的课题组两家到北京答辩，饶先生学术建树卓越，是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士。我和当时任教于南京大学文学院的黄发有教授到北京答辩，努力了，但“败阵”也是意料中的事。后来，我们申报的内容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结项“优秀”。现在这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正是课题结项成果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后出版的，共80万言。上编分早期、战后时期、近30余年三个历史时期展开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区华文文学的历史叙述。下编对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历史进程及其重要问题展开讨论。上下编都突出“不同地区、国别华文文学的历史整合”和“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及典律构建的研究”，大致包含了我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路。但课题结项后几年，我一直承担每年四门本科生课程教学，身体也时有不适，加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子课题的任务等，未能对书稿作补充、修订。一些已写完的内容，例如我较早关注的马华小说，近年所撰写关于铁抗、商晚筠、潘雨桐、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等创作的内容，未收入本书。所以，研究还是在路上。
华人报刊免费为我登广告征集资料
记者：《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中涉及大量一手资料，您如何获取这些研究资料？在做这种早期研究资料挖掘方面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黄万华：上世纪80年代做研究的，几乎都重视史料。山东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孔范今先生等就极为重视史料和研究的双翼齐飞。我那时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樊骏、徐廼翔、杨匡汉等影响下，也成年累月浸泡在史料查找中。据说，我和山东大学的缘分也与此相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山东大学现当代文学的一位老师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有的未查找到。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可以找黄万华，他前几年常来我们这里查找、复印资料，说不定他那里有你需要的。这位老师就和我联系，我自然将资料复印后送给他。听说，后来山东大学现当代学科进行学科布局时，就是因为这一印象，和我(当时在华侨大学执教)联系调动事宜。
当然，进入史料还要出得来。我们也许很快就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资料挖掘不再有过去手工作坊式的辛苦。但人工智能再发展，恐怕无法取代文学研究的“共情”和“原创”，前者包含对历史(史料)的“感同身受”，作为个体的今人与历史的对话；后者有着对文学(历史)，尤其是文学透过形式所表达的意义的(独特)理解。
至于上世纪90年代做海外华文文学的史料收集，是有当时的诸多困难。记得第一次与一位新加坡作家交流，他说：“听说你们以为我们新马华人还都住在树上？”可见那时中国大陆与海外交流的有限。我迄今尚未用国内科研经费出国收集资料，几次去东南亚、东亚、北美，或对方学术邀请承担来回费用，或自费；学术会议后，就会有人——往往是当地华人侧重历史研究的学者、作家——让我在他家住上几天，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收集资料。另外，就是写信联系，写了很多封信，联系当地华人团体、个人。有的华人报刊还免费为我刊登征集资料的“广告”。让我再次对他们道深深的感谢。
离开家园的经历更易产生精神认同
记者：一般海外华人文学在文学史教科书中只占据小部分内容，而且有一种感觉——您在北方高校中研究这“三史”有点“特立独行”。现在回头看，“三史”研究是一条充满难度的研究教学之路吗？
黄万华：我虽是在华侨大学开始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但所有研究海外华人文学及台湾、香港文学的著作，都是到山东大学后出版的。山东是北方侨乡，山东学者做华文文学研究也较久且颇有成就。山东大学则为我搭了很好的学术平台。上世纪90年代科研经费还相当有限，记得当时参加一个国内学术会议，没有出差费用，一位副校长听说了，就从他的办公经费中替我报销了。后来，山东大学实施211项目，中文系也将华文文学研究列于其中。山东大学还始终支持我和同事们将海外华人文学等内容纳入现当代文学教学，我们整合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汉语文学的教学成果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三史”的时空，自然有各种政治变革带来的影响，这也许是“三史”研究难度的重要面向吧，这也是“三史”研究的意义。例如，文学与命运共同体始终是创作实践的课题，而我们较早就从华文文学中感受到，离开家园迁徙、流落的经历更易产生精神共同体的认同，而其指向往往是历史渊源、现实利益和未来愿景上有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认同，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正是这样的因素，使得华文文学始终能抗衡种种急迫的外在压力。
记者：您在山东大学开设过“三史”课程，相比于现当代文学，学生的兴趣和接受度如何？海外华文文学史中有很多普通读者熟悉的作家，如虹影、黎紫书等，尤其是更年轻的黎紫书，这两年在大陆出版多部作品，读者非常喜欢。而您多年前就将他们的作品放到海外华文文学史中研究了。您怎么看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大陆读者圈、影视圈中的流行？
黄万华：黎紫书写《流俗地》前，到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作讲座，当时就很受学生欢迎。我在山东大学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包括台湾、香港文学。后来开设“三史”，学校实行学分制。一个学生本科阶段要拿出6—8个学分，听同一个老师授课，没有兴趣显然不可能。但同一个年级的“三史”课程，选课者多则百余人，少则五六十人，正是因为“三史”有许许多多非常优秀的作家，甚至产生了世界性的重要影响。一些学生以“三史”作家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也相当不错，常被评为校优秀论文。我从学生的阅读中有更多受益。这些作家的创作能在大陆读者中广泛传播，高兴之余，我更将此看作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成功。海外作家的创作环境往往困难得几乎无立锥之地，黎紫书写《流俗地》等，也是艰难的跋涉，但他们强韧地坚持下来。至于在大陆影视圈中受到欢迎，更有多种意义。例如，我在10年前开始关注百年华文文学与图像关系，感到其文学图像既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多层面影响，又长期受到各种世界性文化思潮影响，也较长时间生成于移民和城市文化的演变中，其中华传统性和文化多元性、内容新颖性、形式实验性丰富，往往得世界潮流、时代文化风气之先。其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而受到欢迎，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在“读图时代”的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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