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7月8日上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时遭遇枪击，经过数小时的抢救，于当地时间下午5：03不治身亡，终年67岁。
安倍晋三是日本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在2012年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引发全世界关注。
从数据上看，这些政策结束了日本“失落的20年”——自2012年末到2013年之间，日本经济出现了比较快速的恢复和增长，直到2018年才改变。
但遗憾的是，这未没能从根本解决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痼疾。在任期内，安倍曾不止一次形容“少子化”是日本“国难”。而疫情的来临，不仅将其为日本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迅速“抹平”，人口下滑进一步加剧。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创造性提出“低欲望社会”一词，他发现，在人口问题下，日本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今，“低欲望社会”几乎已成为日本的“代名词”，而据大前研一分析，安倍任期内推行的政策似乎“难辞其咎”。
回看安倍经济学推行的十年，为何未能挽回日本加速减少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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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安排，最初出现在2015年。
当时，有分析人士指出，依赖于货币宽松和财政支出的安倍经济学已经到了接近极限的地步，安倍不得不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修改，并提出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其中之一是，培育新生儿童，将人口出生率提升到2020年的1.8%。
安倍已意识到，人口问题是日本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当时，日本出现了人口下降、老龄化程度上升的现象。而在安倍经济学的安排中，大规模量化宽松，以货币放水来刺激经济，但下降的人口让消费缺乏“土壤”。
更为严重的是，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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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口状况并未因政策的“倾斜”而有所好转。
从自然增长人数，即出生与死亡人数之差来看，日本屡屡突破“下限”：2016年该数据为-29.6万人，2017为-37.7万人，2018、2019年为-40余万人。2020年，日本迎来自1968年开始人口普查以来最大跌幅，自然增减首次突破-50万人。
劳动力人口同样面临迅速下降的困境。2019年1月中旬，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份报告指出，受日本全境人口减少的影响，日本劳动力持续萎缩。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每100位务工者可选择的职位多达161个，已创下1973年来的最高值。
图片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22年6月人口统计报告
疫情影响使跌幅进一步创下“新纪录”。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去年日本人口一年下滑近64.4万，降至1.25亿。这也意味着，日本人口已连续11年下滑。同时，2021年的降幅也为195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
劳动力困局进一步加剧。2016年前后，日本15至64岁人口，即国际一般通用标准中的劳动适龄范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在60.6%左右；但2021年这一数据已跌破60%至59.4%，人数为7450万左右。
半年多时间过去，按照2022年6月1日的最新估算数据，日本劳动力人口已较去年进一步减少约43万人，占比扩大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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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劳动力困局？2015年，日本从增加劳动力人口、改革劳动力市场入手，开出三张药方：即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移民、返聘老年人回归岗位。
政策甫一出台，就有人指出，女性步入职场，并非对日本劳动力短缺的针对性解决方案。原因在于，日本面临劳动力缺口的是建筑业、社会福利行业等薪酬水平低、对体力要求高的行业，女性或许不会成为上述行业的优先选项。
老年人在就业上遇到的困难更为明显。
2020年，日本通过《改正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意味着日本社会正式进入70岁退休时代。而在更早之前，安倍晋三曾在一项未来投资会议上提出“终身不退休社会”“迎来100岁人生”等概念。
日本老年人对此接受度也不低——日本内阁在一项民意调查中发现，超8成民众表示希望在70岁以后还能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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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代表企业有接纳老年人工作的动力。2019年，《日本新华侨报》一则报道指出，约有3成企业明确表示没考虑过老年人，剩下不乏软性拒绝的企业。
在日本，65岁以上老人绝大部分被限制在环境清扫、挖掘、销售和一般事务性工作，且有超7成老人只能以非正式员工身份工作。
放宽外籍劳工曾一度缓解日本劳动力紧缺难题。数据显示，日本社会增减人数（入境与出境人数的差值）多年连续上升，从2016年13.4万人上涨至2019年的20.9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但疫情后，日本一度收紧入境限制，直接导致外国人入境数量骤降。2020年社会增减人数降至4万人；2021年进一步下滑至3.5万人。
今年4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曾指出，日本社会劳动力短缺是因为之前的安倍经济学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女性劳动力有没有充分释放？老年人的活力有没有进一步发挥？婴幼儿的出生率有没有提高？‘安倍经济学’在这三方面的鼓励都没有体现。”他认为“不涉及上述三方面的改革，都只是改善日本劳动力结构的短期行为。”
根据预测，如果女性和老年人就业形势没有显著改善，到2040年前，日本劳动力将比2017年再减少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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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人口增长的效果尚不明确，老龄少子化的问题则已迫在眉睫。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截至2022年1月1日，日本国内年龄达到20岁的“新成人”仅120万人，比去年减少4万人，再度创下历年的最低纪录。而其2021年11月30日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终值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8.6%，较上次调查增加2.0个百分点，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到今年6月1日，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估计，日本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29%，距30%的门槛再逼近一步。而根据国际通行的划分标准，当该指标达到20%，即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日本人口出生率水平及预测 图片来源：日经中文网
而对比安倍曾提出生育率达到1.8的目标，202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仅1.34。在公开场合中，安倍甚至直言，“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
安倍并非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在2020年确定的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中，提到将实施无偿提供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等措施，并加入对不孕不育治疗的支持和扩大儿童津贴等内容，甚至首次提出“减轻3个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
但日本国内讨论声中，一系列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
一种声音关于女性就业环境的改善。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日本18至34岁之间的女性中有一半没有男朋友。对于为何不谈男朋友，很多受访日本女性担心“一旦结了婚就没有自由”，或表示“自己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结婚会导致收入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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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其所著《少子社会》一书中纠正了这种观点——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打拼，是少子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他指出，调查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希望结婚，但社会的巨变导致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出现差距。比如，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使男青年收入变差，男女之间结构性无法匹配；年轻人也更愿意寄生在经济条件更好的父母身边。
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曾分析认为，在此背后是一个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问题——城镇化发展的高房价、低生活质量、低欲望，都导致了日本年轻人不愿生育，以及出生率的急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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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口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也伴随着安倍政府策略的影响。
大前研一曾剖析安倍经济学的立足点，即信奉“如果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GDP就会大增”。
但在他看来，这是认为人“欲望满满”的20世纪经济学，而在“低欲望社会”的日本，向市场抛出再多资金，不仅无法吸收，反而导致日元贬值、形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扬薪资不涨，实际所得有所下降，招致消费低迷，陷入恶性循环。”
去年对外公布的一份政府报告直指，安倍政府加剧了日本贫富差距，普通民众不仅未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反而资产缩水。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至2019年，“安倍经济学”带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大幅回升。但是，仅资产排名前10%的富裕家庭财富增加，普通家庭资产缩水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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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父母扭蛋”成为日本年轻人互相吐槽的“热词”，其所隐喻的是，日本当下人生的成功已经与家庭出身紧密联系起来。
在日本明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藤井靖看来，这是因为年轻人的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并将对现状的不满归咎到父母身上。而其背后，则是日本社会近年来阶级固化严重，年轻人努力也难以冲破现实。
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安排，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无望。
2018年，安倍政府公布了相关法律推进“高度专业（高专）制度”。这意味着，高收入的专业人才不享有法律关于超时工作规定的权益，若有“临时突发情况”，法定的超时工作的可大幅放宽至每年720小时、单月100小时之内。而根据以往的数据，由于过劳死的时间红线，是每月加班80小时。
正因如此，这一政策遭到许多人批判，甚至有人称其为“白领的义务加班”“无偿加班法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丁斗曾分析，尽管在2012年提出之初，“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就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之一，但在此后10年间，安倍经济学事实上仍然缺乏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
对于日本而言，只有盘活自身经济存量的经济结构改革或供给侧改革，才能为自身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澎湃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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