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学科代码(应用经济学学科代码)
经济学学科代码，应用经济学学科代码
Humanitas按：本文摘自米塞斯《人的行动》第三十四章，仅供参考。
一、全面战争
市场经济提供了和平合作。一旦平民变成了士兵，市场经济就瓦解了。于是物品和劳务的交换被相互的战斗所替代。
原始部落间的战争并不影响分工下的合作。因为它们之间的合作，在战争爆发以前并不存在于交战双方之间。这些战争是无限的，或全体参加的战争。它们的目的是全面的胜利和全面的征服。被征服者或者被消灭，或者被撵走，或者被收为奴隶。至于说条约可以解决纷争，可以使双方和平相处，战斗者自然不会有这一类的想法。
征服者是不知道自我约束的，除非受到坚强的抵抗。建立帝国的
原则，是尽可能地扩张统治区域。历史上，亚洲的一些大征服者和罗马帝国的大将军，只有在他们无法再前进的时候才停止下来。但这时他们也只是把侵略行为稍微延缓一些。他们从不放弃征服的野心，独立自主的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别的，只是日后攻击的对象。这种无止境征服的哲学，也鼓励了中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在于尽量扩张他们的领土，但是封建制度能够供应给他们的战争经费是微薄的。诸侯自己的利益打算限制了君主的侵略野心。于是若干主权国的和平共存就开始出现了。16世纪有一位叫博丹的法国人，就发展出国家主权学说。到了17世纪，又有一位叫做格劳秀斯的荷兰人，给这一学说补充了战时与平时的国际关系理论。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国家主权再也不能依赖诸侯的支持，于是就产生了军队的国家化。此后，作战的人就成为君主的雇佣兵。这样的军队，其组织、装备和给养的费用是很大的，使统冶者的财政不堪重荷。君主的野心虽然无限，但财政的考虑使他们不得不节制自己的企图。他们再也不想去征服一整个国家。他们的目的只在征服少数几个城市或一个州。占有得过多，在政治上也许是不聪明的办法。欧洲的列强都不愿他们当中有一个变得太强因而危害其自身的利益。哪怕是极凶狠的征服者，也会恐惧那些被威胁者会联合起来对付他。
由于这些军事、财政和政冶的联合影响，欧洲在法国革命以前的那300年当中的一些战争，就成为有限的战争。战争是由一些职业士兵组成的小规模军队来打的。战争不是人民的事情；它只与统治者有关，人民都厌恶带给他们灾难、增加他们租税负担的那些战争。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未置身其中之事件的牺牲者。甚至交战的军队双方也尊重人民的“中立”。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为夺取军事的优势而战，至于敌方未参战的人民并非攻击的对象。所以在欧洲大陆的那些战争中，平民的财产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1856年的巴黎会议已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海军作战方面。接着就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开始讨论完全废除战争的可能性。
看到无限战争引起的后果，哲学家发现战争是无用的。一场战争下来，多少人被残杀，多少财富被破坏，多少地方遭涂炭，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国王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战争胜利了，对于人民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统治者扩张了统治区域，却并无法使他们富有。对于人民而言，战争是不值得的。武装冲突的惟一原因是专制君主的贪婪。民主政治替代君主专制将完全消灭战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国家领域的或大或小，不是民主政治关切的事情。领土问题的处理，不能够任凭偏见和激情，而应该诉诸和平谈判。要使和平得以长久维持，就必须废除独裁政治。这自然无法通过和平的途径所能取得。国王的雇佣兵必须被完全击溃。但人民对专政君主的这种革命战争，将是最后的战争，也即根绝战争的战争。
这个观念，在法国革命领袖击退了普、奥侵略军队之后，当他们自己发动侵略的时候，已经模模糊糊地存在于他们的心中。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他们自己很快地采取无限扩张，无限吞并的最残忍的政策，一直到所有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挫败了他们的野心时才作罢。但是持久和平这个观念不久又复活了。此乃19世纪自由主义哲学的要点之一，也即曼彻斯特学派[1]遵循的那些原则中力图实现的自由主义。
这些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及其欧洲大陆的友人，敏锐地发现，永久和平的维持不能单靠民主政治，而要靠无限自由放任的民主政治。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贸易是保持和平的必要条件，就国内而言如此，就国际而言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世界，就没有可引起战争和征服的诱因了。他们充分相信自由理念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因而他们放弃了“根绝一切战争的最后战争”这个想法。所有的民族将会出自本意地承认自由贸易与和平乃大家的共同幸福所在，它们将会约束其本国的专制君主而无需国外的援助。
大多数历史学家完全没有看到使古代的“有限”战争被现代的“无限”战争代替的那些因素。照他们的看法，这个转变是随“朝代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而来的，是法国革命的一个后果。他们只注意到衍生的现象，而把原因与结果混淆。尽管他们论及军队的组织结构、战略和战术的原则、武器和交通设备，以及军事技术和行政技术等许多其他方面的事情。但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国家要侵略而不愿和平。
全面战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衍生物，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这只是个循环推理。我们把民族主义称为促成现代全面战争的意识形态。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干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产物。自由放任会消除国际冲突的原因，而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招致一些无法和平解决的冲突。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的场合，没有人会关心国家领土的大小。而在经济国家主义的保护措施下，几乎每个国民在领土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本国领土的扩大，对于他而言乃福利的增进，至少可以解脱外国政府对其福利所加的限制。使皇朝之间的有限战争变成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不是军事上的技术，而是福利国家替代了自由放任的国家。
假若拿破仑一世实现了他的目的，法兰西帝国该已大大超越了1815年的疆界。西班牙和那不勒斯该已被波拿巴—缪拉(Bonaparte-Murat)王朝来统治，而非由另一个波旁(The Bourbons)王朝统治；卡塞尔(Kassel)皇宫该已被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占据，而非由黑森(Hesse)家族的选侯保有。所有这些事情并未使法国人民更为富有，普鲁士国民也并不因他们的国王于1866年把汉诺威(Hanover),黑森—卡塞尔和拿骚(Nassau)的那些堂表兄弟撵出豪华邸宅而有所获益。但如果希特勒实现了他的计划，德国人就可望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相信消灭了法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就可使德意志民族的每个成员更富有。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战，乃关系他们自身利益的战争。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下，多国间的和平共存是可能的。而在政府统治经济的环境下，那却成为不可能。威尔逊(Wilson)总统的悲剧性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个要点。现代的全面战争与古代皇朝的有限战争之间决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对付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战争，是人口过多的国家对人口较少的国家的战争，是为废除有碍全世界工资率趋向于平等的那些制度的战争，是一些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民反对政府不许他们去耕种更肥沃空地的战争。简言之，它是一些自称为无特权的“无有者”工人和农民，反抗别国的那些有特权的“富有者”工人和农民的战争。
对于这个事实的认知，并不是说胜利的战争果真会消除掉侵略者诉说的那些弊端。只有以多边合作哲学普遍而无条件的取代了社会、政治团体、宗教、语言集团和种族之间的所谓不可调和的敌对，人类的这些生存利益之冲突才可能消除。
依赖条约、国际会议，以及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一些官僚机构，终归是无用的。在意识形态之间的战斗中，全权大使、政府官员以及专家的作用皆乏善可陈。征服的野心不是官样文章所能遏止的。我们需要的是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的彻底改变。
二、战争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说，市场经济再好也不过是和平时期所能容许的一种制度。一旦战争来临，这种自由放任则不可容许。它只有利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私人事业而危害国家。因此任何情况下的现代全面战争，绝对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
几乎无人具备足够的勇气胆敢挑战这一“圣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圣律”成为无数经济管制的借口，有些国家则由此逐步走向完全的“战时社会主义”。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即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和在经济“复原”时期，甚至比战时更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而且，在两次大战期间都能够行得通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什么不让它长久维持下去，以及时准备应付任何可能的紧急变故呢?
我们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当中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作一检讨，即可清楚地发现这一推理何其荒谬。
为赢得战争，美国需要的是很快地转变其所有的生产活动。凡非绝对必需的民间消费都得停止，工厂和农场除为非军事用途生产最低限的产品以外，要把全部生产力用于生产军用品。
这个方案的实现，并不需要建立经济管制。如果政府通过征税和举公债来筹措全部战争经费，广大民众就不得不大大削减其消费。企业家与农民也将转而为政府的需要而生产，因为销售给人民的物品减少了。由于收入了大量的税收和债款，政府这时即成为市场的最大买主，因而它能够取得它需要的一切。即便政府筹集到的大部分战争经费，来源于增发货币流通量以及向商业银行借债而非举公债，也不会改变这个事态。通货膨胀，自然要引起所有物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政府也无例外地必须支付较高的名义价格。但是，政府仍然是市场上最有偿付能力的买者。它能够以高于民众所出的价格抢先购买，因为民众这时既没有为自己的需要而制造货币的权力，同时也被沉重的租税所榨取。
但是政府却故意地采取一种必然违背自由市场运作的政策。它采用的是物价管制政策，使提高物价成为非法。而且在对通货膨胀所抬高的收入征税时，政府的动作是很缓慢的。政府对于工会的要求也一再屈从，工会要求工人在战时的实际工资(意即扣除一切税捐以后的实际收入)必须保证工人维持战前的生活标准。事实上，这个人数最多的，在平时消费了全部消费品中最大部分的阶级，由于口袋中有了更多的钱，其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反而大于平时。这些工人，会使政府指挥生产界多生产军用品的努力受到挫折，在某种程度内，农民以及为政府生产的那些工厂主也会如此。他们会诱导生产界多生产战时被认为是奢侈品的物品。正是因为这种情形，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优先制和配给制。这些种筹措战争经费的办法，其缺点在于使得政府的经济管制成为必要。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如果税收的对象是全民的所得而不只是高收入者的所得，使全民的税后所得不超过其战前的税后所得，则经济管制的一切措施就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接受“工人的实际工资在战时甚至要高于平时”这个信条，则经济管制就无法避免。
使美国赢得战争的那些物资，以及美国供应盟国的那些装备，并非来源于政府的命令和官僚的文牍，而是民间企业所生产的。经济学家并不打算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得出任何结论。但是，当干预主义者要我们相信“禁止钢铁用于民宅建筑的一纸命令，就可自动地生产出飞机和军舰”的时候，借用这些事实来驳斥它，倒是一个方便的办法。
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变动来调整生产活动，这是利润的根源。调整前的生产活动与适应新的需求结构的生产活动，两者间的差异愈大，则需要的调整也就愈大，因而那些调整得最成功的人们赚得的利润也就最大。从平时突然地转到战时，这是对市场结构的革命，它使剧烈的调整成为必要，因而也成为某些人获得高额利润的来源。经济计划者和干预主义者把这种利润视为不义之财。照他们的看法，政府在战时的首要任务，在于防止新的百万富翁的出现。他们认为，当一些人血染沙场不死即残的时候，某些人却在发财，这是不公平的。
战争中岂有公平之理。大军团战胜小军团，装备精良的打败装备简陋的，这也不公平。在前线的兵士默默无闻地流血，司令官则在远离战壕几百里外的司令部里舒舒服服地享受荣誉，这又有何公平可言?一场战争下来，张三马革裹尸，李四终生残废，王五则荣归故里，永久享受退役军人的一切特权，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战争使那些对军事装备最有贡献的企业家发了国难财是不“公平”的，这个说法我们也不妨承认。但是如果否认利润制度能够生产出最好的武器，那就愚昧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并没有用租借的办法援助美国；在用美国大公司研制的炸弹攻击德国以前，俄国军队屡遭惨败。战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避免超额利润的出现，而是要为本国的士兵提供最好的装备。一个国家最坏的敌人，是那些把忌妒心的发泄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们。
当然，长期而言，战争与市场经济的维持，是互不相容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和平国家的制度。但这并不是说，一个被迫起而抵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必须以政府的管制来替代私人企业。如果政府这样做，它就在自毁最有效的抗战武器。从未有过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记录。尽管德国人特别推崇战时社会主义，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他们都战败了。
战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这句话的真义，乃在于战争与高度文明的不相容。如果资本主义的效率被政府用于生产毁灭性的工具，则私人企业的发明潜力就会制造出威力足以毁灭一切的武器。使得战争与资本主义彼此不相容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具有无与伦比的效率。
受制于消费者选择的市场经济，必须生产出使大众的生活更为舒适的物品。它迎合的是消费者的需求。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些主张暴力的狂徒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卑鄙的。他们所崇拜的是“英雄”,即毁灭者和屠杀者，因而瞧不起资产阶级及其“市侩气息”。我们人类现在所遭受的苦难，其祸根正是这些疯子所种下的。
三、战争与自给自足
两个经济上自足的人彼此争斗，并不能引发什么特殊的“战时经济”问题。但是如果一个成衣匠与一个面包师彼此红了眼，他以后就恐怕要自己制造面包了。如果他忽视这一点而贸然与面包师作对，他就将比他的敌人——面包师——更快地陷于困境。因为面包师不着急新衣服穿，而成衣匠等面包吃，则是迫不及待的。所以战争的经济问题，就他们两人而言是不一样的。
国际分工，是在“不再会有战争”这个假定下发展起来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哲学，把自由贸易与和平视作互为条件。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不认为有新的战争发生。
参谋本部和研究战术的学生没有注意到国际分工所引起的情况变化。军事学的方法在于检讨过去作战的经验，从而演绎出一般的法则。即使是在与蒂雷纳和拿破仑战役期间最严峻的时候，我也不会提出在没有实际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年代不存在的问题。
欧洲的军事专家不重视美国内战的研究。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次战争没有什么教益。那是一些非职业的军官——比如林肯——率领的非正规军在打仗。他们认为，这种战争经验没有什么可学的。但是，
地域分工的问题第一次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次内战中，当时的南方，大体上是农业地区；它的工业微不足道。南方联邦要依赖欧洲输入的工业产品。当北方联邦的海军强大到足以封锁南方海岸时，他们就立即缺乏需要的装备。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德国人依赖海外输入的粮食和原料。但是他们无法冲破英国的封锁。两次大战的结局都决定于大西洋战役。德国人的失败在于，他们既不能切断英伦三岛与世界市场的交通，又不能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因此战略的问题被国际分工的情况决定。
德国的战争贩子曾力图采取一些既可避免外贸障碍，又可筹集战争经费的政策。他们的秘方就是替代品(Ersatz)。
与被替代品相比，替代品或者较不适用，或者成本较高，或者既较不适用而成本又较高。如果制造的技术改进了，或者发现了比原先使用的东西更适用或更便宜的东西，这就是创新而不是代替。“替代品”,当这个名词用于军需方面的时候，其特征就是质量较劣，或成本较高，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东西。
德国战争经济学的教条是说：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质量，对于战争而言都不重要。营利性的事业才关心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但仇等民族的英雄气概不屑于计较这些投机营生。只有军备才值得计较。好战之国，为了不依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自给自足。它必须放弃拜金主义的计算而发展替代品的生产。而要做到这一点，非由政府全盘管制生产不可，否则民众的自利心会使领袖的计划失败。即便在和平时期总司令也必须掌握经济独裁权。
替代品主义的两个命题，都是荒谬的：
首先，“替代品的质量和适用性是不重要的”命题显然不实。如果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既营养不良，装备的武器又是由劣质的材料做成，那么取胜的机会也就渺茫了。而且士兵们一旦知道他们所用的武器很糟，他们的作战心理也将受到影响。替代品既瓦解军队的物质力量，也涣散他们的精神力量。
其次，“即便替代品的生产成本较高，也不值得计较”的命题，也是错的。生产成本较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了在生产方面获得敌人达到的同样效果，我们必须花更多的劳力，更多的物质生产要素。这等于把有限的生产要素即物资和人力都浪费了。这样的浪费，在平时将使生活标准降低，在战时则减少军需的供给。在现有的技术知识下，要说任何东西都能够生产出来，似乎不算太夸张。但重要的是，要从许许多多可能的方法中选择那最经济的，即每单位产出量最高的那个方法。违背这个原则就无异于损害自己。其后果，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同样是有害的。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很少量的原料仰赖外国输入，所以它可能靠合成橡胶这类替代品来改善军备。合成橡胶当然不及被代替的天然橡胶，但其不利的后果与其有利的后果比较，究竟是小的。但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也自认为可以用合成汽油、合成橡胶、劣质的代用纤维和脂肪来打胜仗，那就大错特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像是那个成衣匠，而挑战那个供给他面包的人。尽管纳粹党人残忍暴虐，终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四、战争之无益
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他能够洞见分工合作的利益。为了与别人合作，他会抑制他先天的侵略本能。他愈是想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就愈要扩展分工制度；同时更要避免军事行动。完全废除战争乃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曼彻斯特学派自由放任哲学的精髓所在。
这一哲学，当然是与国家崇拜主义不相容的。在这个哲学体系中，国家这个使用暴力的社会建构，乃用于对付那些反社会的个人和帮伙的捣乱，使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国家的这个功用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把警察权力当做偶像来崇拜，视它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它绝对做不到的。例如，它无法用魔术来消除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它无法使人民更为富有，它也不能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它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防止歹徒破坏那些专心于促进物质福利的人们的事业。
当“国家神圣”这种捏造出来的神话开始风行的时候，边沁和巴斯夏的自由哲学，还没有做到把贸易障碍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完全消除。政府用命令来改善工人和小农的生活而做的那些努力，必然会使那些联系国际经济的纽带日益松懈。经济国家主义——国内干预主义的必要补充——会伤害外国人的利益，因而引发国际冲突。而国际冲突必然引发国际战争。为什么一个强国要容忍一个弱国的挑衅呢?一个小国，用关税、移民限制、外汇管制、贸易数量限制等方法去伤害一个大国的国民，或者没收大国国民在它国内的投资，这难道不是小国的傲慢吗?而大国的军队要摧毁小国的那点武力，不是轻而易举的吗?
这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争贩子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持有的这种意识形态，从那个新的“非正统的”教义的观点来看，却是一贯的。干预主义孕育出经济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孕育出黩武精神。如果人民和物品不许越过疆界，为什么不用军队来打通这条路呢?
自从1911年意大利攻击土耳其的那一天以来，战争就一直在继续，世界上总有些地方成为战场。一些和平条约，实际上只是暂时的停战协定而已。而且这些停战协定只与某些大国有关，许多小国则经常处于战争之中。此外，同样有害的内战和革命也此起彼伏。
我们现在离有限战争时代发展出来的那些国际法则何其远哉!现代战争是那样的残忍，它甚至不宽恕孕妇和婴儿；它不分皂白地杀戮和毁灭。它不尊重中立权。千千万万的人被杀、被奴役，或被迫背井离乡。谁也无法预言，这永无止境的战争，在其下一个回合将发生什么事情。
这与原子弹无关。祸根不在于新的更可怕的武器被制造出来。祸根正是那种征服精神。科学可能发明出来某些防御原子弹的方法，但这并无法改变形势，只不过是把文明完全毁灭的过程稍微延缓一时而已。
现代文明是自由放任哲学的产物。它无法在政府万能的意识形态维持。国家崇拜乃来自黑格尔的教条。但我们不妨原谅黑格尔的许多不可宽恕的谬见，因为同一个他还说了“胜利无益”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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