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考研(古代文学考研学校排名)
古代文学考研，古代文学考研学校排名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致分为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这两类研究都会涉及基本文学史料的钩稽、校订、考辨和整理性工作。文学史料与文学史书写有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界撰写了数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均建立在坚实的文学史料工作的基础上。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书写新的文学史，既需要从学术史角度吸收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也需要依托厚重扎实的文学史料整理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史料的整理水平、解读的学术眼光以及文学史料边界的拓展程度，都决定着能否写出符合时代需要和学术史要求的新文学史。因此，梳理70余年来古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其研究范式演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编注古代文学史基本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第一部古代文学史著作，应是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1962）。 该书的“编写说明”提到“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给古代作家和作品以较为恰当的评价”，说明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涵盖文学史和作家作品两部分内容。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该书“说明”同样明确写道：“叙述和探究我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给各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当的评价。”这两部古代文学史著作基本确立了“中国文学史”的属性和写法，尽管并未就文学史编写中的史料问题予以评价和阐述，但其对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判断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都体现出精深的文学史料鉴别和分析水平。
事实上，在上述两部文学史编写的同时或前后，古代文学界也在自觉地进行文学史料的建设工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包括《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此外，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编选了古典文学读本选注系列，包括《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和《宋诗选注》等。
“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代表的研究范式，彰显了文学史料服务文学史编写的学术意义。 以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选注为例，其初衷一方面是配合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另一方面是通过注释作品、附录作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提供参考和线索。“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体现了文学史料整理研究与文学史编写相辅相成的关系，与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相映成辉，成为古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的经典之作。
受“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的带动，中华书局组织出版了“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20世纪60年代编辑出版了“陶渊明卷”“柳宗元卷”等，进一步推动了古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重视文学史料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回过头来看半个世纪之前出版的“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等丛书，其学术史意义在于奠定了文学史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使文学史书写厚实丰满，也影响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路向和学术格局。因此，新的文学史书写同样应建立在对文学史料进行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注重实践与学理的融合
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呈现出新的学术气象。如何进一步提高文学史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文学史料能否超越工具属性而具备学科性质，是文学史料整理研究面临的新问题。
1987年，《文学评论》发表傅璇琮、沈玉成与倪其心合写的论文《谈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文章提出：“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工程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和要求。”“基础工程”的具体内容之一是编纂“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既有各专题的文学体裁、文学典籍方面的史料研究，又有对不同文学史时段的史料的学术总结，还有各种类型的文学史料辑录和整理。
在学理性探讨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代文学界明确提出了“文学史料”“文学史料学”的概念，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拓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参考资料”、古典文学读本选注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也属于文学史料范畴，但多局限于作家作品和史传及文学评论的范围。而80年代提出的“文学史料”概念，将与古代文学研究相关的资料悉数纳入。傅璇琮提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代包括经史子集中的典籍，都与文学史料有关。而且文学史料还应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学术进展线索。”（《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在进行史料建设的同时，“文学史料学”也着眼于学理性和学科性层面的理论思考，目的是建立将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路数，文学史料整理研究从实践到学理都呈现出崭新的学术景观。
在傅璇琮等人的倡导下，古代文学界产生了一系列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的厚重成果，如曹道衡和刘跃进合著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洪湛侯《诗经学史》等，印证了傅璇琮所说的“这套史料丛书，将是各种体裁、各种观点的文学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观点（《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由此可见，对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方法和视角等的讨论非常重要，但文学史书写无法离开扎实的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成果，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以“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所代表的融合实践与学理的“文学史料学”的学术范式，与“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等所代表的研究范式，构成了20世纪后半期古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的学术图谱，很大程度上夯实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推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构建“中国历代作家别集文献史”
进入21世纪以来，古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进一步发展，但也呈现出理论追求不足、研究趋于碎片化的偏颇。如何保持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研究的平衡，文学史料整理研究如何适应新的学术研究需求，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实践摸索和理论探讨。其中，近年来出现的集部研究趋向值得注意。集部研究强调以集部视角切入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同时借鉴当下新兴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我们不妨将这种研究称为集部范式。其学术意义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史料学”，在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古代文学史料的边界也不断拓宽和扩大，大有凡与文学相关者皆应纳入文学史料学范畴的意味，进而出现经典淡化、边缘史料中心化的趋势。 集部范式则使古代文学史料的边界有所“收缩”，突出基本的和经典的文学史料，以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研究带动整体文学史的研究。
第二，过去的文学史料整理研究主要是文献资料辑录，集部范式则关注文学史料所“寄托”的载体形态，从文献转向典籍，因为集部首先是与典籍相联系的概念。 比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的子课题成果《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及提要撰写，便是首次针对汉魏六朝文学史领域的集部典籍进行的研究，《文选旧注辑存》则是对《文选》整理方式的创新性尝试。此外，集部研究中的“书”或“典籍”意识，可以为作家作品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更新文学史书写模式，使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文字记录与实物载体并重的局面。
第三，在集部研究中，考察对象不再局限于既有文学史书写涉及的内容。 潜心挖掘集部中的典籍，可以使文学史论及的作家作品得到调整或扩容，有助于推动文学史的改写和更新，这一点在明清文学史书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集部文献本身也具有复杂性，集部范式视角下的古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应注重多种形式与层次的协调统一。
运用集部范式进行古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应在务实的基础上求变，在守正的根柢上出新。兹以别集为例加以说明。任何一部文学典籍都存在作者、制作者和读者三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环节，缺失了其中任何一环，这部典籍便很难流传至今。古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不妨以作家别集为“轴”，以“史”为线索，分别从作者、制作者和读者三个层面进行相应的史料建设，构建“中国历代作家别集文献史”的研究体系。
具体而言，作者层面主要是作家作品及其涉及的文献，包括作家生平事迹、作品创作及其编年等，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努力按照作家事迹与作品编年相互“映射”的“史”的线索，将纷繁的作家作品资料条理化。
制作者层面主要关注编者、刊刻者、校订者、抄者和印刷者等的活动，考察作品集的生产史和流传史，基本途径是进行版本调查，摸清作品集的传承谱系。 既有的文学史著作不注重作品集编撰、版本和流传情况的介绍，实际上版本流传史恰是证明作家的文学影响力及其升降过程的实物证据，也可以看出作品是如何穿越时空而被一代代人阅读和理解的。
读者层面主要是从阅读史角度梳理作品或作品集被阅读和理解的过程，辑录这一过程中读者留下的各类文字记录，如按语、注释、批校、题跋、评点及其他形式的阅读痕迹，分析作家作品是如何通过读者的阅读理解进入或退出文学史场域的。
“中国历代作家别集文献史”的构建，有助于拓展传统的文学史书写模式。这种研究思路强调从文献入手，又具有历史的视野，在梳理基本问题的同时也可提供新的学术视角，将文献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可作为古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的新范式，也是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行路径。
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是为文学史编撰服务的，这是文学史料学术价值和意义的重要体现。写出一部与时代同行、洋溢着时代学术光芒的文学史著作是一代学人的集体追求。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史料建设所走过的学术历程，总结以往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经验，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努力做好古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无疑是实现书写新的文学史著作这一目标的重要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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